这篇文章的缘起，是一次和新加坡森林学校（Forest School Singapore）创始人Darren Quek的聊天。我和他聊起十年前在北大附中的就读经历，北大附中和森林学校的理念有些相似——相信孩子，给孩子时间和空间，不过多干预。区别在于，森林学校面对的是低龄段的孩子，而我经历的那场教育改革，发生在已经进入高中的青少年身上。
也是在那次聊天之后，我开始重新思考我的高中三年。当一个从小被安排、被监督、被评价的孩子，突然获得大量自由的空间和时间时，他真的知道该如何使用它吗？
一 :
十年前，北大附中被誉为“最像大学的中学”。
学校实行走班制、书院制，没有班主任，只有一个自己选的导师。唯一的固定集体是80个人的书院，书院主席由学生选举，活动室可以自己装修，规则也由学生讨论制定。入学的第一周是入学教育，除了少量老师讲话，大部分时间是由“学长团”组织活动。然后就是选课系统上的“Rookie试炼”：每人手里有一定数量的选课币，除了几门必修课，其他课程可以自由选择。需要自己考虑怎么分配学分、能不能和朋友选到同一节课、心仪的热门老师能不能抢到等诸多问题。
学校有一个Yammer社区，学生可以在上面畅所欲言。校方也有专门的项目组来处理学生反馈的问题。我们可以自由进出校门，中午出去吃饭，下午没有课便可以直接回家。
课堂同样不同于传统中学。教室里没有一排排的课桌，更多是围成圆圈或不规则摆放的座位，有些位置甚至背对老师。这是因为北大附中推行学生主导的学习，课堂上有大量学生讨论自学的环节，老师讲授仅占课堂的一小部分。很多课的内容也不是按照教育部的课本进行的，而是一些老师自行设置的围绕具体书籍阅读或特定主题讨论的课程。
同时，在那个大多数高中禁止携带手机、使用电子产品的年代，北大附中推行无纸化教育。学生被要求自带电脑，自学老师上传的课件、视频，同时使用OneNote记笔记。作业也会被上传到平台或是通过邮件发送，学生可以自行打印完成。
当时北大附中的培养目标也很与众不同。在一众类似于“团结、勤奋、求实、创新”的育人表述中，北大附中“致力于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新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公民”“思想力”“领导力”——这些词在当时中国的教育语境里十分罕见。因为高考仍然是最具决定性的评价机制之一。一个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整整十二年的学习，最终常常被压缩为一次考试和一组分数。在当时的主流叙事中，只要考进好大学，似乎就可以松一口气。至于这十二年里你有没有获得除了应试能力外的其他能力，和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太有人关心。
北大附中想要对抗的，正是这套逻辑。但是当一所试图培养自主、自由和完整人格的学校，仍然被嵌在一个以统一考试决定升学结果的体系里而产生的结构性矛盾，最终一定会反馈到具体的人身上。
二 :
我的中考成绩可以选择北大附中，也可以去分数线稍低但教学更传统、更“保险”的北航附中。我爸爸支持我选了前者。他不是一个激进的教育改革派。恰恰相反，他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高知家长——从偏远的山区一路考到北京，读博，定居，用学习和高考完成了阶层跃迁。但他在我初中的时候就发现，我每天都得重复地写已经会了的作业到深夜，他很心疼我的身体。当他去跟老师沟通，问能不能减免一部分我已经会了的作业，也遭到了拒绝。所以当北大附中的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他很坚定地把我送进了北大附中。
刚进北大附中的时候，我非常骄傲。因为只有中考排名前百分之五的学生可以进入到这所学校。进入高中后，这种骄傲又被一种强烈的“与众不同感”不断放大，毕竟在别的学生还被要求穿校服、剪齐耳短发时我就可以自由选择今天穿什么，甚至可以化妆染发；在别的学生被淹没在高中繁重的书堆和试卷中时，我可以只带一个平板上课，课堂上讨论的是莎士比亚和孟子。
但是后来我发现我并不能完全对这种生活游刃有余。从小学到初中，我都是在传统学校里被老师领着走的。我不知道怎么面对突然降临的自由。不会自学，不会安排时间，不知道在没有人督促的时候该做什么。成绩一落千丈。
更麻烦的是，从小到大，我一直靠“学习好”来获得存在感。成绩好的学生自然会被老师喜欢、被同学尊敬，还能当班干部，那种小小的优越感是我自信的全部支点。在北大附中这些曾经使我自信的支点一下子就不复存在了，我开始不自觉地寻找其他支点。
三 :
北大附中的社交氛围，很像美剧里的高中。学习成绩不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漂亮、有才艺、会表达、会社交的人，更容易成为人群中的中心。为了使自己成为一个受欢迎的而不是透明的“丑小鸭”一样的人，我鼓足勇气在入学典礼上表演了刚学不久的街舞，加入了街舞社——那里聚集了学校里最受瞩目的女生。哪怕在社团里我只是个不起眼的存在，但听到别人说“她也在街舞社”时语气里的那一点羡慕，已经足够让我觉得安全。
我身边不少同学也经历着类似的变化。从各个初中的尖子生，到发现自己不过是普通人；从被严格管束的生活，到拥有大量自由却不知道怎么使用的时间；还要面对恋爱、社交、手机、电脑和同辈评价等诱惑。而这些偏偏都发生在人生中最敏感、自我意识最动荡的青春期。我开始变得张扬，但内心却越来越自卑。
高一的时光就在努力地适应全新制度和学习方法，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舞蹈节、戏剧节、体育比赛——以获得所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和搭建人际关系中度过。
高二，高考的压力开始渗透进来。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平衡各类其他事宜（活动、赛事、书院职务）与必要的学习任务，并隐隐地焦虑：学的东西跟高考考纲没关系怎么办？
高三来了。我们被按照成绩分班，搬进一栋独立的楼，叫“预科部”。所有的活动戛然而止。用一年时间，学完三年的高考内容。讽刺的是，高三反而是我在北大附中过得最“踏实”的一年。褪去了宣传部部长、街舞社成员这些光环之后，我的生活重新变得简单。每天要做什么、学什么、怎样判断自己有没有进步，都变得清晰。我的成绩也很快从年级倒数爬到了中等水平。最终的高考排名是北京前百分之十。
对一个曾经进入过全市前列中学的学生来说，这当然算不上一个特别成功的结果。我爸爸至今仍然耿耿于怀，认为如果当初没有把我送进北大附中，我或许可以考入清华北大。这种假设永远无法验证。没有人知道，在另一条没有走过的人生道路上，我究竟会得到什么，又会失去什么。但它成为了爸爸理解那段经历的方式，也成为他多年无法完全放下的后悔。
四 :
当然，北大附中的经历并不是一无是处。进入大学后，我过得游刃有余。自我管理的能力、自学的能力、敢于表达和质疑的习惯——这些让我在大学里成绩优异，也敢于去做一些冒险的选择。只不过，我对大学隐隐有些失望。它的自治、民主和自由，比高中给我的少得多。课外活动没有高中丰富，我也很少再感受到高中时期那种强烈的同辈刺激。言论也并没有当年Yammer上那么自由。
所以我有时也在想，高一高二那仿佛偷来的梦幻的时光，是否有些无处安放。它被悬在空中，没有前传——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没有为这种自由做过任何准备——也没有后续，因为高三一整年就是在填补前两年课程与高考要求之间的巨大缺口，然后高考结束，一切戛然而止。
假如早一点，我从小学开始就接受这样的教育，是不是就能更好地适应那种环境、抵御那些诱惑，然后去到更好的大学，为自己争取更多机会？或者晚一点，我是到了大学才接触到这样的自由，那学习如何使用自由的代价，是不是会小很多？毕竟大学时沉迷手机和恋爱，和高中时这样做，对一个年轻人人生轨迹的影响程度完全不同。再如果中国的高考制度不只考察分数，也承认表达能力、创造力、公共参与和独立思考，是不是和北大附中的教育理念就不会形成那样尖锐的矛盾？
可惜没有如果。北大附中的改革也已告一段落。家长们抗议，认为子女被当成了教育实验的“小白鼠”。清北录取人数一年少于一年。在我毕业两年后，主张改革的王峥校长离职。走班制、书院制还在，但北大附中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内核”已经完全变了。新的培养目标变为了“北大附中致力于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面向未来的新时代领军人才。他们健康自信、尊重自然，善于学习、勇于创新，既能在生活中关爱他人，又能热忱服务社会和国家发展”，不难发现“个性鲜明”“思想力”“领导力”被删掉了，这是一种向现实和制度的妥协。
五 :
十年后，我和高中同学聊起这些，得出一个并不轻松的结论：如果一个学生和家庭最明确、最优先的目标，就是通过高考进入理想大学，那么选择一所高度自由、强调自主性的中学，可能需要非常谨慎。这并不是因为自主教育一定比应试教育差，而是因为两种教育模式的着眼点并不完全相同。一种更关注可量化的升学结果；另一种试图培养一个人管理自己、理解世界和作出选择的能力。
问题在于，在现实中，学生往往需要同时承担两套目标，却不一定能够同时完成它们。北大附中的模式，在缺少升学政策支持、家庭引导和长期教育铺垫的情况下，很容易让一些学生迷失。
真正能够适应高度自由环境的人，未必只是学习最优秀或最会社交的人。他们可能很早便形成了稳定的兴趣方向，拥有较强的自我管理能力，也可能拥有一个能够提供安全感和持续引导的家庭。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建立起相对稳定的内部评价体系，不需要不断依靠成绩、老师或者同龄人的认可，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当一个人的内部评价体系尚未形成时，高自由度教育并不会减轻压力。它只是把来自老师和规则的外部压力，转化为自我管理、身份建构和同辈竞争的压力。
很多年后回头看，我仍然无法简单地把那段经历判断为“好”或者“坏”。从个人成长的角度看，一个人的人生由太多因素共同决定：家庭、学校、社会环境、性格、机遇，以及时代的变化。仅凭一所学校里的两三年，很难彻底塑造一个人，也很难解释一个人后来所有的成功和遗憾。但从中国教育发展的角度看，我仍然认为那场实验本身具有价值。它是一个功利主义时代里的异类，像一个很小的理想模型，让我们看到过另一种可能性。只不过，那个模型里也有它的压力和困境，而离开那个模型之后，我们要面对的是巨大的落差。
六
在和Darren谈到森林学校时，我意识到：自主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对自由的理解和驾驭——都不是在规则被撤走之后便会自动出现的品质。把一个人的教育想象成一株植物的生长，你不能在一株植物长到十五岁的时候突然把它从温室移栽到野外，然后怪它适应不了。
那些从小在森林学校的泥土里慢慢扎根的孩子，如果有一天走进类似北大附中这样的环境，他们感受到的可能不是割裂，而是延续。他们可能更知道如何安排自己的时间，也更能理解：自由不仅意味着可以做什么，也意味着要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他们也会更懂得如何在一片开阔地里找到自己生长的方向。
所以，这让我逐渐相信，自主性需要从更早的阶段开始练习。需要学习的不只是孩子，也包括家长和老师。我爸爸把我送进北大附中的时候，他只知道心疼我熬夜写重复的作业，但他也不知道当我真的拥有了自由之后，他该怎么引导我。后来我的“失控”让他对学校和改革生出怨恨，也让他一直在后悔。很多家长可能都处在相似的困境中。他们隐约知道，逼迫孩子不断学习并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他们也会心疼孩子，会对高压教育感到不安。但不知道除了这条路，还能怎么走。
作者：肖宇晗 Xiao Yu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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